城市群的下一场竞赛：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的结构性转向

当人们谈论城市群时，惯常的指标是 GDP、人口规模、地铁里程、机场吞吐量。但一项关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研究提示了另一个更安静、却可能更关键的分水岭：城乡之间。

2025 年发表于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Cities 的这项研究，以 2010—2019 年为观察窗口，评估了长三角、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。它没有把城乡融合仅仅当作乡村政策问题，而是将其置于城市群尺度的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中。对全球城市研究者而言，这意味着城市群的竞争力正在被重新定义：不再只是核心城市能级的高低，而是城市与腹地、城市与乡村能否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连续体。

从增长极到连续体

过去数十年，城市群在全球政策话语中常被视作增长极。核心城市通过集聚资本、人才和基础设施，带动周边地区。但这项研究显示，城乡融合水平的整体上升，并不能掩盖内部的结构差异。长三角和长江中游的城乡融合水平总体较高，而成渝城市群明显偏低。

这并不只是经济总量的差距。它指向一个更深的治理问题：城市群是否真正把乡村纳入其发展逻辑，还是把乡村主要视为土地、劳动力和生态资源的来源。巴黎大区、东京都市圈等成熟都市区域的经验表明，腹地和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、交通连接与产业分工，直接影响核心城市的长期竞争力。城乡融合因此不是城市群的“外部事务”，而是其内部整合能力的测试。

空间梯度不是自然宿命

研究显示，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：高值区集中在东（北）部，低值区集中在西（南）部。成渝城市群外围的山区和边缘县市，往往形成低值地带。这一格局与胡焕庸线、秦岭—淮河线所标示的长期空间差异相互呼应。

但空间梯度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地理宿命。研究进一步发现，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、人均耕地面积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交互作用，显著超过单一因素的影响。这意味着，城乡融合不是靠某一项政策就能推动。人口流动、土地制度、产业升级和财政安排之间，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。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带来波动，反映出经济转型对城乡关系的直接冲击。

换句话说，西（南）部的低值区并非注定如此。制度接口是否顺畅，要素能否双向流动，公共服务是否可及，才是决定城乡融合走向的关键变量。

驱动机制：要素流动与制度接口

该研究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地理探测器方法，试图识别城乡融合的驱动因素。结果显示，非农人口占比、人均耕地和产业结构的交互效应尤为突出。放在中国语境中，这意味着户籍、土地、就业、公共服务和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协同推进。单独放开户籍而不同步改善乡村公共服务，或者单独调整土地指标而不培育非农产业，都难以形成持久融合。

对全球南方而言，这一结论同样具有参考价值。快速城市化中的许多国家面临相似难题：城市边界扩张，但乡村没有被纳入现代服务网络；人口流动加速，但土地和身份制度仍然分割。城乡界面因此成为治理能力的试金石。

城市群正在成为治理主体

长江经济带是横跨中国东中西部的国家战略走廊。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总量，更在于它把区域协调、生态保护、基础设施和城乡融合放在同一空间框架内。城市群由此不再只是统计单元，而是逐渐成为资源配置和治理协调的主体。

从全球看，城市治理正从单一城市政府走向大都市区协调机制。城市群需要在跨省、跨市层面处理交通、生态补偿、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。这项研究提醒我们，如果缺乏跨区域比较和协调，单个城市群的内部机制可能被误读，区域异质性也会被低估。未来城市群的竞争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协调能力的竞争。

长期趋势：城市文明的空间重组

人工智能、远程工作和区域化供应链正在改变集聚形态，但不会自动消除城乡差距。它们可能创造新的边缘化风险，也可能为偏远地区带来新的服务与产业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气候与生态约束正在上升。长江经济带的生态屏障功能，意味着城乡融合必须与绿色基础设施、流域治理和韧性建设结合。

更长期的判断是，城市体系将从“城市之间的竞争”转向“城市群—城乡连续体之间的竞争”。一个城市群如果无法管理好城乡界面，内部断裂最终会侵蚀其竞争力。乡村不再只是被城市化吞噬的对象，而是生态、粮食、文化和休闲资产的载体。

长江经济带的这项研究并非地方性故事。它展示的是城市化下一阶段的核心命题：从城市胜利，走向城乡连续体。成渝与长三角、长江中游之间的差距提醒我们，没有腹地整合的增长极难以持续。政策制定者需要跨区域比较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并在土地、产业和人口制度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协同。

信息源头：https://www.frontiersin.org/journals/sustainable-cities/articles/10.3389/frsc.2025.1528062/fu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