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人口正在分化：全球南方增长、北方收缩，以及城市治理的新分水岭

城市正在回到它最古老、也最现实的身份：不是抽象的“国家增长引擎”，而是由人口结构、迁移路径、资本选择和治理能力共同塑造的空间单元。Nature Cities 最新研究对全球1万多个城市、跨越2000年至2020年的年龄与性别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，给出的不是一个“全球城市化继续上升”的老故事，而是一幅更不均衡、更分裂、也更难以用单一模式解释的城市地图。

这项研究最值得重视的，不只是城市人口在增长，而是增长的方式正在分化。全球范围内，儿童与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，从0.87降至0.59，表面看像是全球城市进入更“成熟”的人口阶段。但一旦进入城市内部，差异立刻显现：较小城市始终比大城市更年轻，尤其是在非洲；中东和北非部分地区则呈现出强烈的男性人口盈余，符合劳动迁移的空间特征。更重要的是，城市增长并不主要由单一机制推动——约45%来自净迁移，55%来自自然增加。换言之，城市扩张既是人口再分配的结果，也是内部生育与年龄结构延续的结果。

这组发现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打破了过去二十年城市治理中最常见的一种假设：只要承认城市化，就能据此套用大致相似的发展框架。事实上，城市化并不是一个同质过程，而是一组并行却彼此冲突的社会转型。某些城市在吸纳年轻劳动力与外来人口，面对学校、住房、交通和公共卫生的扩张压力；另一些城市则在老龄化与人口外流中收缩，公共财政、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同步承压。城市之间的差异，正在替代国家内部的平均状态，成为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变量。

全国平均值，正在失去解释力

长期以来，许多国家仍习惯于把人口、就业和基础设施问题放在全国尺度上讨论。然而城市人口结构的剧烈差异意味着，这种做法越来越像用气候平均值来判断一场风暴。一个国家的总和数据，可能掩盖首都的膨胀、次级城市的年轻化、边境工业城镇的性别失衡，以及核心城市之外的长期空心化。

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。研究指出，全球城市增长主要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，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公共服务供给最紧张、土地制度最脆弱、非正规住区扩张最快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非洲的小城市往往比大城市更年轻，这一事实很重要：它说明城市化不只是少数超级大都市的故事，也不是“乡村人口简单流向首都”的线性叙事。相反，许多较小的城市正在成为人口增长、家庭形成、劳动市场吸纳和区域流动的关键节点。

这也解释了为何城市级别的数据能力，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治理基础设施。没有持续更新的城市人口估计，就很难准确规划学校、医院、供水网络、公共交通、住房政策和防灾体系。国家统计平均值可以服务宏观叙事，但不能替代城市的日常治理。对于气候适应而言，这一点尤为关键：热浪、洪水和空气污染并不平均作用于全国人口，而是集中冲击特定城市、特定社区和特定年龄群体。

城市竞争的核心，正在从“规模”转向“结构”

过去，城市间竞争常常被理解为规模竞争：谁更大，谁更国际化，谁拥有更多高楼、机场、总部和金融活动。今天，这种逻辑正在让位于另一种更深层的竞争：谁能管理好人口结构，谁能承接迁移，谁能把年轻化转化为生产力，谁能在老龄化中维持财政与社会稳定。

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城市正在面对人口停滞甚至下降，这会连锁影响劳动力供给、消费市场、税基与城市政治。相反，很多非洲和亚洲城市仍在经历快速人口增长，但增长并不自动意味着繁荣。若没有配套的土地、住房、交通与就业体系，增长只会转化为拥堵、非正规扩张和治理赤字。城市数量在增加，城市压力也在增加。

从全球城市体系的角度看，这意味着一个旧秩序正在松动。过去几十年，国际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少数“全球城市”——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香港、巴黎——它们代表资本积累、跨境服务和知识网络。但21世纪中叶之前决定全球城市未来命运的，未必只是这些顶级节点，而是大量增长更快、人口更年轻、治理更脆弱的中型城市和次级城市。它们构成真正的城市前线：既是人口吸纳器，也是基础设施缺口最集中的地方；既可能成为区域增长极，也可能成为脆弱性积累点。

迁移不是附属变量，而是城市重组的主动力之一

研究估计，城市增长中约45%来自净迁移。这一比例说明，城市人口变化不能只从出生率解释，更不能只从“自然增长”理解。迁移本身已经是城市系统的一部分，而且在全球化放缓、区域产业重组、气候压力上升和冲突风险增加的背景下，迁移将继续塑造城市。

在中东和北非，明显的男性人口盈余提示了劳动迁移和产业结构的关联。城市并非只是人口的容器，而是劳动力被组织、筛选和重新分配的场所。建筑、物流、能源、港口、服务业和基础设施项目，往往首先改变城市的性别结构、年龄结构与居住形态，然后才改变城市的GDP。

这也是为什么未来的城市战略，不能只谈“吸引人才”，而必须重新思考“吸纳人口”的制度能力。谁能为外来人口提供合法居住、公共服务、教育接入和就业转换，谁就更有可能把迁移转化为城市活力；反之，迁移只会放大分割、非正规化和政治不稳定。城市治理的下一个核心议题，可能不是如何阻止人口流动，而是如何把流动纳入可治理的城市秩序。

小城市会更重要，而不是更不重要

一个被长期低估的结论是：小城市并不会因为规模较小而退出竞争，恰恰相反，它们越来越重要。研究显示，小城市普遍更年轻，尤其在非洲。这意味着它们将承担更重的人口再生产功能、更强的劳动力吸纳压力，以及更大的基础设施扩张任务。

对国家而言，真正的战略问题不再是如何只建设少数旗舰城市，而是如何通过城市群、走廊和次级节点构建更均衡的空间体系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困境，根源并不在于城市化太快，而在于城市体系过度集中、区域联系薄弱、财政转移机制不足，以及对中小城市长期投资缺位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全球南方城市化的下一个阶段，可能不再由“超级大都市崛起”单独定义，而是由城市网络化定义。工业、农业、物流、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将越来越通过城市群与区域走廊组织起来。谁能把一个国家的中小城市连接成可持续的经济空间，谁就能在地缘经济竞争中占得先机。

面向2050年的城市治理，需要一套新语言

联合国通常预测，到2050年，全球约三分之二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。但比“有多少人住进城市”更重要的是：他们会住进怎样的城市，哪类城市会增长，哪类城市会老化，哪类城市会因迁移而年轻化，哪类城市会在气候压力中变得更脆弱。

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，它提醒我们不要把城市化理解为统一进步，而应理解为分化加速。未来的城市治理，必须从三种平均主义中抽身：

• 不能再假定国家平均人口结构代表城市现实；
• 不能再假定大城市永远优于小城市；
• 也不能再假定人口增长自动等于发展。

真正需要建立的，是面向城市层级的长期战略框架：以更细粒度的人口数据支撑教育、住房、交通和气候适应投资；以城市群而非单点城市思维重构区域发展；以迁移管理而非迁移恐惧来理解人口流动；以结构适配而非规模崇拜来判断城市竞争力。

如果说20世纪的城市问题是“如何容纳工业时代的大规模聚集”，那么21世纪的城市问题将是“如何在分化的人口、气候和资本格局中维持城市的可持续性”。这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文明问题。

城市曾经代表现代性最均匀的扩散，如今却越来越像全球秩序分裂的显影液。谁能读懂这种分化，谁就更有可能设计出下一代城市；谁继续依赖平均值，谁就会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失去判断力。

信息源头

Nature Cities 原文：Global divergence in urban demographic change and migration patterns

URL: 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4284-026-00447-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