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报告
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的“空间盲点”:为什么建成环境不能只是背景
一项基于630篇文献的系统性回顾显示,超过90%的城市社会-生态系统研究将建成环境视为被动背景。本文评论这一“空间盲点”及其对城市可持续性治理的深远影响,并分析为何空间系统框架是城市时代必要的理论演进。
本文论点
城市可持续性科学长期忽视了建成环境的能动性。本文基于《Communications Sustainability》发表的研究,探讨空间系统框架如何诊断威尼斯MOSE等复杂冲突,并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新视角。
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的空间盲点:为什么建成环境不能只是背景
想象一下,为了保护威尼斯这座世界遗产免受洪水威胁,意大利政府建造了数十亿欧元的MOSE防洪闸系统。这些移动水闸能够阻挡异常高涨的海潮,但它们同时改变了历史悠久的滨水景观,扰动了泻湖的微妙生态。这种冲突是单纯的社会偏好与生态功能之间的权衡吗?显然不是。它根植于威尼斯独特的城市形态——狭窄的运河、古老的建筑、脆弱的地基,这些物质实体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记忆。然而,现有的城市可持续性科学,特别是源于公共资源管理的社会-生态系统(SES)框架,往往难以充分诊断这类冲突,因为该框架将建成环境视为被动背景,而非具有能动性的系统。
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并非小事。随着全球城市化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,城市成为可持续发展与气候行动的主战场。从雅加达的缓慢下陷到纽约的滨水区重建,从深圳的快速扩张到新加坡的填海造地,城市空间的形式、物质与历史正在深刻影响着社会与生态系统的互动。如果我们的理论工具无法理解空间本身的运作,我们就会陷入一种“盲人摸象”的困境。
从公共资源到城市:一个框架的迁徙与变形
社会-生态系统框架的根基在于埃莉诺·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开拓性工作,例如渔业、森林和灌溉系统的集体管理。在这个原始语境中,生态系统本身就是资源,人类制度与自然系统相互交织。但当这一框架被迁移到城市情境时,问题随之产生。城市是高度人工化的环境,建成环境不仅仅是“生态系统”的被动载体,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,具有配置逻辑、物质性和历史性。然而,对630篇城市SES研究的系统回顾显示,超过90%的文献没有将建成环境作为动态系统来处理。其中,61.8%的研究完全或几乎不涉及空间互动,空间仅作为位置描述;30%的研究将土地用途或基础设施等空间变量纳入考量,但并未将其理论化;只有8.1%的研究对空间系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或分析性处理。
这一数字令人震惊。它揭示出,尽管城市可持续性科学宣称要理解“社会-生态”交织,但它实际上将空间降维为一种工具性容器。这并非偶然,而是框架的出身所决定的。SES框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分析自然资源的集体治理,它关注制度规则、资源单位、使用者群体等变量,但从未考虑过建成环境的形态、材料与记忆如何影响治理结果。当学科从自然生态系统迁移到城市人工环境时,这种理论上的“水土不服”被系统性地忽视了。
空间作为系统:形态、物质与历史
为了填补这一空白,论文提出了社会-生态-空间系统(SESS)框架,将空间系统引入为第三个本体论领域。该框架从城市形态学、空间生产理论和城市代谢中共建了空间系统的三个维度:形态与配置(morphology and configuration)、物质性与代谢(materiality and metabolism)、历史性与记忆(historicity and memory)。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城市空间的几何逻辑、物理通量和时间深度。
城市形态学告诉我们,街道网络、地块划分和建筑物排列形成了独特的空间构型,这种构型会影响交通流、社会互动甚至犯罪率。物质性与代谢则关注城市如何消耗和转化资源——水、能源、建材——以及这些物质流如何塑造环境结果。历史性与记忆则提醒我们,城市空间是历史过程的沉淀,旧城区的肌理、建筑遗产和集体记忆都具有现实影响力。这些属性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生态过程或基础设施功能,它们需要被独立地加以分析。
我们不妨以威尼斯MOSE项目为例。该防洪闸既是基础设施,也是改变城市空间的巨大干预。它改变了历史滨水景观的视觉形态,影响了泻湖的泥沙沉积与生态平衡。从SESS框架来看,这一冲突不仅是防洪与生态之间的权衡,更是由威尼斯的空间形态(水城结构)、物质代谢(潮汐维持的生态循环)和历史记忆(世界遗产的身份)共同塑造的深层矛盾。现有的框架往往将这些问题拆解为技术或偏好问题,却忽略了空间本身的内在力量。
SETS的前沿与局限:为什么需要SESS
当然,城市可持续性科学并非没有察觉SES框架的张力。学术界已经提出了社会-生态-技术系统(SETS)框架,将技术基础设施作为第三个领域,以捕捉基础设施相互依赖、级联故障和适应能力。SETS框架在能源、交通和水系统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。然而,论文指出,SETS关注的是技术系统,而空间系统并不等同于基础设施。空间是形态、物质和历史的综合体,它包含了基础设施,但又超越了基础设施。
举例而言,一个城市的道路网络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,它也是城市形态的骨架,决定了地块的可达性和公共空间的质量。道路的宽度、街区的尺度、建筑的退界,这些形态特征并非单纯由技术决定,而是历史规划决策的产物。同样,一座历史街区的保护,涉及的不是技术效率,而是空间记忆和身份认同。SETS框架可能将历史建筑视为一种“技术”,但SESS框架则将其视为空间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因此,SESS不是SETS的替代品,而是一种互补。SETS帮助我们理解基础设施的相互依存,SESS则帮助我们理解空间形式如何塑造社会-生态结果。两者都指向同一个结论:城市可持续性必须超越“社会-生态”二分法,拥抱更复杂的现实。
全球城市时代的战略意涵
从全球视角看,这一理论转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。首先,它重新定义了城市气候适应的决策逻辑。全球沿海城市都在投资防洪基础设施,从伦敦的泰晤士河屏障到鹿特丹的浮动建筑,但这些工程往往只关注技术效率,忽视了它们对城市空间形态的长期影响。一个设计不当的防洪墙可能割裂滨水公共空间,破坏历史景观,甚至引发社会不公。空间系统框架要求我们在规划之初就考虑形态、物质和历史的交互。
其次,它改变了我们对全球南方城市化的理解。快速城市化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的空间重构——填湖造地、拆除旧城区、建设标准化的居住区。这些实践在SES框架下被视为社会-生态系统的改变,但SESS框架揭示出,空间本身也在经历剧烈的形态和物质转型。例如,中国深圳从渔村到特大城市的转变,不仅改变了生态系统,也创造了全新的空间配置逻辑,这种逻辑反过来塑造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。忽视空间系统,我们就无法诊断新城市形态带来的可持续性挑战。
第三,它提出了城市治理的新议程。如果建成环境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系统,那么城市规划就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“干预”,而需要成为持续的学习过程。空间系统会“记忆”过去的决策——例如,一座城市的分区规划会锁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轨迹。这种路径依赖意味着,今天的空间决策必须对长期后果负责。
结论:让空间重新回到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
城市是地球上最复杂的人造系统。正如论文所证实的,我们的城市可持续性科学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“看不见”空间。这不是一个纯粹学术的问题,而是一个关乎治理有效性的问题。当城市面临气候危机、社会不平等和生态退化时,我们不能再将建成环境视为中立背景。空间系统框架的提出,是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的一次重要范式演进,它提醒我们:城市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社会与生态的平衡,还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、设计和治理塑造日常生活的空间本身。
未来,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研究,将空间系统纳入城市科学的分析架构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诊断威尼斯式的复杂冲突,也才能更智慧地规划全球城市的下一个世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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