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全不能仅靠执法：经济机会如何重塑城市公共安全

从执法到机会：重新定义城市公共安全的路径

在美国，市长、州长和立法者在2025年都把公共安全和经济列为最优先议题。然而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结构性矛盾是：这两者在政策实践中经常被割裂对待。犯罪问题被简化为警务和司法问题，而经济繁荣则被归入发展部门。布鲁金斯学会的最新研究提醒我们，这种分离不仅无助于解决暴力，反而可能让我们错失真正的改革契机。

“法律与秩序”的固有局限

近年来，一股以“法律与秩序”为口号的政策浪潮席卷美国。一些州试图接管地方警察部门，限制进步派检察官的权力，甚至逆转刑事司法改革；一些城市则恢复了针对轻微犯罪的增长起诉、争议性的“拦截盘查”以及青少年宵禁。这些措施看似回应了公众对安全的焦虑，却把复杂的社会病征简化为需要惩戒的行为。事实上，贫困社区的创伤、失业和绝望，并不会因为多几个警察或更长的刑期而消失。相反，过度执法可能进一步撕裂警民信任，加剧被忽视社区的孤立感。

数据揭示的真相：机会缺失驱动暴力

布鲁金斯学会的近期研究发现，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凶杀率的飙升，主要源于高贫困社区就业和教育机会的丧失，而非警务或司法体系的变化。这一发现具有深远含义：经济机会的缺失为暴力提供了温床——当年轻人看不到合法且有尊严的出路时，他们更容易被非法经济或帮派文化所吸引。这不是为犯罪行为开脱，而是指出一个被忽略的干预点：若要长期降低犯罪率，必须从修复机会结构入手。

一线的声音：工作与归属感

很多直接从事暴力干预的人早已明白这个道理。前美国教育部长阿恩·邓肯在芝加哥库克县监狱与在押人员交流时发现，他们反复提到的是“一份每小时12或13美元的工作”。邓肯说，如果这些人能获得就业机会、完成高中学业并得到治愈自己的空间，他们会主动选择远离枪支。俄亥俄州一名警官也向布鲁金斯研究人员坦言，无论在城市帮派还是乡村拖车公园，犯罪的根源都与“压抑的经济”有关。年轻人在家庭缺位的情况下寻找归属感，而帮派往往填补了这个真空。这些来自一线的观察，与宏观数据相互印证：安全不只是秩序问题，更是机会问题。

重新整合的安全与繁荣

好消息是，一些区域已经开始了从割裂到整合的转型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商业、公民、大学、政府和公益组织携手推进区域创新计划，投资下一代产业和就业。这些努力尤其惠及经济困难地区，显示出全球竞争力可以通过城市及小城镇的包容性发展来实现。如果公共安全策略能够与这些经济发展计划深度协同，我们就能在减少暴力的同时，为“被遗忘的社区”注入真正的活力。例如，将职业培训、青年导师计划和社区投资嵌入治安战略，不仅可能降低犯罪率，还能节省高昂的监禁成本，为政府财政和纳税人带来长期收益。

城市治理的未来：超越惩罚的包容性安全

对美国乃至全球城市而言，这个教训具有普遍意义。从芝加哥到曼彻斯特，从约翰内斯堡到孟买，超大城市和乡村腹地都面临类似的结构性割裂：中心城区繁荣，边缘地带却被资本和机会遗忘。若将“安全”窄化为执法，或将其与经济发展隔离开来，就只会得到一种脆弱且昂贵的秩序。真正的公共安全来自社区韧性，而这种韧性建立在就业、教育、住房和公共信任之上。未来的城市战略，必须将安全重新定义为机会的副产品——而非仅靠警棍、手铐和监狱来维持。只有让所有社区共享经济参与的可能，我们才能为城市文明奠定长久安定的基础。

本文基于布鲁金斯学会2025年3月11日发布的原创研究重新创作，保留核心事实，不代表原机构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