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“竞争力城市”失灵：米兰的新城市经济与城市竞争逻辑的转折

城市竞争时代最锋利的产物，是一座学会表演自己的城市。它出现在排行榜上，出现在投资推介里，出现在会展日程和旅游宣传片中。米兰长年扮演这个角色：意大利的经济首都，欧洲最具全球连接度的都市之一，创新生态密集，符号资本雄厚，在可持续与食物系统等议题上提出过颇为进取的政策议程。

同一座城市也提供了另一份清单：住房压力，社会空间不平等，生活与经营成本上升，环境持续承压。《Frontiers in Sociology》2026年5月8日刊出的一篇原创研究，把这两份清单放进同一个分析框架——多元危机（polycrisis）。作者 Cristiana Zara 与 Francesca Forno 来自特伦托大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系，他们追问的不是危机有多严重，而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：当以增长、竞争力和全球吸引力为核心的城市战略反复暴露自身局限时，那些把社会与生态价值写进章程的城市经济行动者，靠什么继续存在？

这不是一篇关于“发生了什么”的报道，而是一场关于适应之政治性质的讨论。研究隶属于该刊“转型中的意大利城市：社会生态变迁的批判性评估”专题，这一学术语境本身就说明，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城市的治理失误。

危机不再是插曲，而是舞台

“多元危机”这一概念的价值，在于它拒绝把经济波动、社会不平等、生态压力与制度碎片化当作彼此独立的故障来处理。它们彼此渗透、相互放大。研究指出，以增长为导向的城市战略即便打着“可持续”或“创新”的旗号，仍常常加深社会空间排斥与环境压力。

米兰因此成为一个高度矛盾的样本。它同时容纳了创新生态、象征资本与政策雄心，以及住房紧张、成本攀升与生态负荷。这种组合正在成为全球高等级城市的普遍结构：越是成功地嵌入全球流动网络，越容易在本地社会关系中积累张力。里斯本、柏林、巴塞罗那、阿姆斯特丹都以不同方式经历过类似结构，差别只在速度与政治反应的强度。

这也意味着，把米兰的困境读作意大利式治理失灵，是一种过于省事的解释。它更像是一种成功带来的副作用。

新城市经济：不是乌托邦，而是一种生存方式

研究把镜头对准一组被统称为“新城市经济”（New Urban Economies, NUEs）的实践：社会合作社、使命导向型企业、团结采购团体（GAS）、混合型社区空间。它们的共同点，是尝试把经济活动重新嵌入社会、生态与民主的价值结构之中，抵抗以抽取与利润为唯一尺度的逻辑。这是博拉尼式“嵌入性”命题在当代城市中的回声。

研究的克制之处在于，它拒绝把这类实践浪漫化。NUEs 运转的环境并不友好：商业租金上涨，劳动不稳定，监管框架碎片化，对数字平台的依赖不断加深。围绕它们的学术辩论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——要么断定此类替代性经济注定脆弱而边缘，要么断言它终将被主流市场收编与正常化。

真正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变成：在结构上奖励抽离、惩罚嵌入的城市里，一种价值导向的经济如何维持自身？

适应不是技术调整，而是位置谈判

这项研究最具分量的理论动作，是把“转型性适应”（transformative adaptation）重新界定为一种情境化且带有政治性的过程，而非技术性或功能性的被动修补。适应不再是撤退，也不是对冲击的机械反应，而是行动者在物质、制度与市场约束中持续协商其社会生态承诺的过程。研究把它概括为在城市经济中的“战略性定位”。

分析借用了 Fedele 等人（2019）的三分法：应对式、渐进式与转型式适应。但它拒绝把这三者读成一条阶梯。经验证据显示，适应更接近一条相互重叠、彼此混合的连续谱：同一个组织在不同部门、不同阶段同时使用多种适应逻辑，而非沿着预设路线从“应对”走向“转型”。

这一判断的影响超出米兰。过去十余年，气候政策与创新政策都习惯以“转型”为关键词，并默认存在一条可被设计、融资与度量的路径。米兰的经验提示，真实的适应发生在灰色中间地带：妥协、调整、部分坚持、局部突破同时进行。政策若只资助“转型式”样板，就会系统性忽略真正承担韧性生产的沉积层。考虑到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之后“转型性适应”所承载的政策期待，这一提醒并非学院式挑剔。

城市的权力来自工具，而非叙事

把视角从组织抬升到治理，米兰案例随即引出一个更硬的问题：城市是否握有足够的工具，使适应不至于退化为长期消耗？

研究发现，NUEs 的适应策略受部门条件、制度环境与组织轨迹的差异化塑造。这暗示，城市手里最朴素的几件工具——土地与空间、公共采购、租金与用途监管、社会基础设施、市政与社区的合作协议——往往比宏大叙事更具决定性。巴塞罗那对旅游短租施加限制，阿姆斯特丹以“甜甜圈”框架重构市政预算的价值逻辑，维也纳长期维持社会住房传统，路径各异，共同点在于把价值承诺写进了工具，而不是留在宣言里。

反过来，当一座城市只有叙事而缺少工具，新城市经济很容易滑向一种社会缓冲：它吸收了一部分压力，却难以触动制造压力的结构。这正是多元危机条件下城市治理的核心矛盾——城市的政治能见度在上升，实际的管辖权却在被国家框架、全球资本流动与平台基础设施持续挤压。

同一诊断，两种强度

这项研究以欧洲城市为语境，但它的诊断工具具有跨境适用性，只是强度分布不均。

这同时改变了对城市国际角色的理解。过去二十年，城市被鼓励以“全球行为者”自居：加入气候联盟，签署市长公约，建立跨国网络。这些努力拓展了城市的外交空间，却始终受制于一个事实——城市的承诺往往缺少与之匹配的财政与监管权限。多元危机把这一落差暴露得更彻底：城市被迫在承担后果的同时，缺少处理成因的手段。

在多数全球南方城市，团结经济、非正规协作与互助性生产不是小众替代方案，而是城市经济的默认运作方式。那里的适应不是选择，而是常态。这提醒我们，“重新嵌入”并非北方城市的思想奢侈品，而是发展型国家退场、全球资本高度波动之后，城市社会普遍生成的结构性回应。

因此，米兰经验中可输出的部分不是模式，而是问题：以价值为导向的城市经济，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架，才能不只是补丁？这个问题在拉各斯、内罗毕、雅加达或圣保罗的紧迫程度只会更高。

边界、历史弧线与一个长期判断

需要保持审慎。这是一项单一城市的定性研究：87 个新城市经济倡议的地理编码，加上 25 次深度访谈。“新城市经济”本身是被建构的分析范畴，边界并不清晰；米兰的社会经济结构、政策传统与市民社会密度，也并非处处可复制。它的结论更适合被当作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假设，而非普适规律。

即便如此，这项研究仍指向一条更长的历史弧线。二十世纪的城市是国家福利的容器；二十一世纪之初的“竞争型城市”是资本的容器；多元危机时代的城市，正在成为两种容器同时渗漏的地方。从裂缝中生长出来的，不是一套新模型，而是一种新语法：适应性、临时性、持续协商。它比意识形态更弱，却比宏大叙事更真实。

未来十年真正决定城市命运的问题或许是：市政机构能否把这种语法转化为工具？还是说，新城市经济将长期占据一种社会成本的位置，为尚未被替代的旧模式支付它自己也不愿承认的账单。

米兰只是把这道问题的轮廓，比别处照得更清楚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