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论

从权威话语到社区赋权:全球遗产治理中的“地方社区”概念重构

一项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ICOMOS文本分析,揭示了“地方社区”概念的多维内涵,折射出全球城市治理从精英主导向社区本位的深层转向。

本文论点

本文评论一项关于ICOMOS权威文件中“地方社区”概念的研究。研究发现,ICOMOS的表述可归纳为“三级四族”关键词体系:旅游、管理-发展、传统-知识、社会-经济。这一体系不仅澄清了理论内涵,更标志着全球遗产治理从“物”到“人”、从专家主导到社区参与的结构性转型。文章认为,社区正从遗产保护的客体变为城市韧性的主体,理解这一转向对全球城市战略至关重要。

在全球化退潮与地方认同回归并行的年代,文化遗产已不再是凝固的过去,而成为城市竞争、社会凝聚与气候韧性的战略资源。然而,当国际组织频频呼吁“社区参与”时,一个根本性问题始终悬而未决:我们究竟在谈论谁的“社区”?一项发表于《npj Heritage Science》的新研究,采用自然语言处理(NLP)技术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(ICOMOS)的权威文件进行文本挖掘,首次系统描绘了“地方社区”这一概念在国际遗产话语中的认知地图。其结论——“三级四族”关键词体系——不仅是学术上的概念澄清,更是全球城市治理范式迁徙的微观证据。

社区为何成为遗产治理的“关键变量”

过去二十年,遗产保护的空间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扩展。从单体纪念物到历史街区,从物质遗存到活态传统,2011年颁布的《瓦莱塔原则》与《历史性城市景观建议》将保护对象推至整个历史环境。这种扩展使任何单一的专家系统都难以应对,社区由此从被保护对象的附属品,转变为承载、阐释与延续遗产价值的核心行动者。2007年,世界遗产委员会将“社区”列入原有4C战略,形成“5C”框架;2022年,ICOMOS《国际文化旅游宪章》更是将“社区韧性”直接写入副标题。这些事件标志着国际遗产治理已经完成从“物的保护”向“人的发展”的转折。

然而,转折伴生着话语的含混。在ICOMOS的各类文件里,“当地社区”时而指涉地理邻近的居民,时而等同于文化认同的群体,甚至偶尔与国际专家网络混为一谈。这种语焉不详并非文字瑕疵,而是折射出权威机构对社区角色的深层矛盾——既需要社区作为合法性来源,又难以放弃专家知识对价值判定的垄断。

一篇文章,四副面孔:NLP如何重构社区全景

该研究运用词频计算、LDA主题模型与层次聚类等计算方法,对ICOMOS权威文件进行系统梳理。结果发现,散落在不同文件中的社区描述可归纳为四个关键词家族:旅游、管理-发展、传统-知识、社会-经济。这四个家族并非并列关系,而是构成了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“三级四族”体系。

位居第一级的是“旅游”家族,它与“当地社区”的关联性最强。这并不令人意外——遗产旅游是社区与遗产建立直接经济联系的主要界面,国际文化旅游一直是ICOMOS关注的核心议题。但这也隐含着风险:当社区被主要视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,其主体性便可能让位于消费主义的逻辑。

第二级是“管理-发展”家族,它界定了社区参与的基本原则与操作路径。这一层级的出现,表明ICOMOS已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关怀转向具体的能力建设与治理机制。社区不再只是被赋权的对象,而是被纳入管理者和发展伙伴的角色。

第三级则包含“传统-知识”与“社会-经济”两个家族。前者将社区定义为传统知识和活态技能的持有者,后者则强调社区参与对减贫、就业和社会公平的贡献。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社区价值的双重维度——既是文化记忆的载体,也是社会进步的杠杆。

这种“三级四族”体系不是静态的,而是历史演化的产物。研究显示,不同关键词家族形成的时期各异,发展轨迹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。这暗示着ICOMOS对社区的理解并非一步到位,而是在与外部环境(如旅游业扩张、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)的互动中逐步拼凑而成。

从专家独白到社会协商:全球城市治理的镜像

如果将这一发现置于更广阔的城市战略背景下,其意义将超越遗产保护本身。当前,全球南方城市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,历史街区的保护与社区生计的冲突日益尖锐。在传统模式下,保护规划往往由外部专家制定,社区居民被迫接受;而新的ICOMOS话语则暗示,社区应成为规划的主体,其意见甚至拥有高于专家的权威。这实际上是全球城市治理从“政府-资本”二元博弈,迈向“政府-资本-社区”三角协商的缩影。

在东南亚、拉丁美洲等地区,推动“地方社区”参与遗产决策的实践,往往同时改变了土地产权、旅游收益分配和公共空间治理结构。虽然这些案例并非本研究的直接对象,但研究框架为理解这些城市实验提供了话语坐标。当国际组织将“社区韧性”设为遗产政策的目标时,它实际上认可了社区作为应对社会-生态挑战的基本单元,这呼应了全球气候议程和韧性城市运动。

面向未来的社区修辞:谁在定义“地方”?

这篇文章的另一重价值在于方法论上的示范。传统的遗产研究多依赖定性解读,而该研究用计算文本分析揭示了权威话语的潜在结构,让政策文本中反复出现却未被言明的假设浮出水面。这种“话语挖掘”能力,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基础工具。

然而,我们也必须警惕另一种危险:话语的量化并不能自动带来权力的平权。当“社区”被纳入国际组织的管理意识形态,它可能被工具化为提高项目效率的手段,而非真正赋予居民自治权。正如批判遗产研究所警告的,权威遗产话语往往通过吸收社区概念来延续其主导地位。因此,“地方社区”的赋权不应停留在文本的新增或关键词的密度上,而应落实为法律权利、财政资源与决策席位的实质性转移。

对全球城市而言,这一研究指向一个明确的战略判断: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包容多元声音的能力。城市的遗产——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——作为不可复制的文明累积,只有在社区深度参与的环境中才能转化为可持续的韧性与创新力。能够率先在治理结构中嵌入“社区主权”的城市,将在下一个文明周期中拥有真正的比较优势。

从ICOMOS的文本到城市的实践,从关键词家族到治理哲学,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全球性的认知革命:社区不是需要被管理的对象,而是定义何为遗产、何为宜居、何为未来的根本力量。而这场革命的第一页,正是从重新阅读权威话语中的每一个“社区”开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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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0494-024-01222-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