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拆除到降温：非正规住区治理为何正在成为城市气候战略的一部分

从“拆除”到“降温”，城市更新正在进入气候治理时代

长期以来，非正规住区的拆除通常被放在两个叙事里讨论：一种是社会治理，另一种是土地开发。前者强调秩序、产权与公共服务；后者强调价值释放、功能置换和城市景观更新。最新发表在 npj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s 的研究，则把第三个维度拉到台前：热环境。

这项研究并不满足于回答“拆除之后是否更凉快”这样一个经验问题，而是试图用差分中的差分方法识别因果效应。研究者使用2002年至2022年的 Landsat 热红外影像，跟踪北京、上海和广州共77个已拆除非正规住区与584个对照点，结论是：拆除后地表温度出现了显著下降，北京约为3.04±0.37 K，上海约为1.09±0.27 K，广州约为1.23±0.36 K，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。

这组结果重要，不只是因为它“证明了降温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说明城市更新不再只是土地再开发的一种形式，而正在变成城市气候适应工具箱的一部分。对于全球超大城市而言，这意味着一个正在成形的战略转向：空间治理、人口治理与气候治理，不再能够彼此分割。

为什么这件事重要：城市热问题正在重写更新逻辑

城市热岛并不是抽象的环境议题，而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文明问题。它涉及建筑密度、地表材料、通风结构、绿地分布、人口暴露和基础设施韧性。过去，很多城市把热环境改善理解为增加绿化、推广冷屋顶、提升遮阴，或者在局部地块上做海绵城市式修补。但这项研究提示，城市最基本的空间结构本身，也可能决定热环境的边界。

非正规住区之所以容易成为热环境的“高压区”，与其高密度、低层化、通风差、绿量不足等特征有关。研究在引言中回顾了这一点：狭窄巷道抑制空气流动，简易屋顶吸热显著，缺乏树木和连续绿地会加剧地表升温。换言之，热不是附属问题，而是空间形态的结果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拆除行为会被重新解读。过去，拆除往往被视为对低收入群体居住空间的强力改造；今天，在热浪频发、极端高温常态化的背景下，它还被纳入城市热管理的政策组合中。对政策制定者而言，问题已经不只是“是否拆”，而是“拆除后是否真的改善了城市热暴露，以及改善了多少”。

因果识别的意义：城市研究正在从相关性走向政策可执行性

这篇研究最值得重视的地方，并不是结论本身，而是方法论姿态。

此前，关于拆除和地表温度的研究常常依赖前后对比或横截面比较。问题在于，这些方法很难分辨：温度变化究竟来自拆除本身，还是来自城市整体扩张、气候波动、同步推进的政策变化，甚至地块本身的区位差异。

这不是学术细节，而是城市治理中的核心难题。城市政策最怕的不是“没有效果”，而是把背景趋势误认成政策效果，或者把政策效果淹没在背景变化之中。若没有因果识别，城市更新就很难从经验主义走向可复制的治理方案。

因此，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，它把城市更新从“视觉上更整洁”“统计上更先进”的叙述中抽离出来，逼近一个更严格的问题：某种空间干预是否真的改变了热环境，改变了多少，在哪些城市更明显，为什么。

北京、上海和广州出现不同幅度的降温，也提示我们：城市更新的气候收益并非普适，而是深受城市形态、土地开发强度、原有空间结构和区域气候条件影响。换句话说，城市更新不是一套可机械复制的模板，而是一种需要嵌入本地空间逻辑的战略工程。

全球视角下的同一问题：非正规住区不是“边缘空间”，而是城市系统的关键接口

全球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非正规住区。无论是巴西的 favela、印尼的 kampong，还是中国大城市中的“城中村”，它们都不是城市边缘的例外，而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结构性产物。

在许多全球南方城市，这类空间承载了大量劳动力、租住人口和新移民，是城市经济能够低成本运行的重要缓冲带。在中国，它们则与土地制度、户籍体系、产业布局和城市扩张速度紧密纠缠。它们既是空间不平等的体现，也是城市弹性的一部分。

这意味着，拆除非正规住区从来都不只是局部土地更新。它实际上触及城市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深层问题：在高密度、快速转型的超大城市中，谁拥有空间重组的权力，谁承担转型成本，谁从新的空间秩序中受益。

当拆除被证明具有降温效应，它就不再只是“整治问题社区”的行政动作，而可能成为城市气候治理与土地重构的交叉点。这种交叉点，正在许多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城市发展逻辑正在失效

过去二三十年，许多城市的发展逻辑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：第一，增长优先；第二，土地整备会自动带来效率提升；第三，环境改善可以在发展之后再补。

但在气候风险上升、土地资源更稀缺、人口流动更复杂的条件下，这套逻辑越来越难以成立。城市不能再把热环境问题简单外包给园林绿化或末端修补，也不能假定任何一次拆除或重建都天然改善公共福祉。城市需要的是一种更强的政策整合能力：空间形态、公共健康、能源负荷、住房可负担性和气候适应必须同步考虑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这项研究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趋势：城市更新的评价标准正在改变。过去看的是容积率、地价和景观；未来还必须看热暴露、通风效率、气候韧性与社会公平。

这会改变城市竞争的方式。未来的超大城市不只比拼金融中心地位或基础设施规模，也比拼它能否在高温时代更有效地重构居住空间，管理热风险，并在不放大社会脆弱性的前提下实现功能升级。

城市权力结构也在变化：热治理将成为基础设施政治的一部分

城市的热环境治理，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，它也是权力问题。因为谁被优先搬迁、谁获得更好的住房替代方案、谁承担临时过渡成本、谁享有更新后的土地增值，决定了城市更新究竟是公共利益的再分配，还是资产重估的工具。

在这一意义上，拆除带来的降温效果并不能自动证明政策正当性。恰恰相反，它提醒我们：当气候逻辑进入更新决策后，城市治理会更需要制度化约束。否则，气候议题可能只是为既有空间重组提供新的正当化语言。

因此，真正值得城市战略部门思考的，不是“拆除是否有效”这么单一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把热治理嵌入更完整的城市更新框架：是否有足够的安置机制，是否保留了必要的社会混合，是否避免把低收入群体从一个脆弱空间转移到另一个脆弱空间。

面向未来：超大城市需要一套新的更新范式

这篇研究对未来城市治理的启示，是清楚而克制的：城市更新正在从“开发导向”进入“气候—空间—社会”三维联动阶段。

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来说，热环境已不只是环境部门的议题，而是与住区形态、产业布局、人口密度和公共健康直接相关的核心治理变量。对更广泛的全球城市体系而言，这意味着城市竞争开始从“谁增长更快”转向“谁能更有效地管理高密度社会中的环境风险”。

未来，真正有战略能力的城市，不会把非正规住区仅仅视为需要消除的“问题地带”，也不会把拆除理解为单一的秩序修复，而会把它放入一整套空间再组织机制中：低碳、降温、通风、公共服务、住房权利和土地效率同时推进。

这就是这项研究更深的含义。它并不是在为拆除政策背书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：在气候时代，城市空间的每一次重组，都是对未来城市文明的一次重新定义。

结语

城市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，往往不是某项政策有没有短期效果，而是它揭示了怎样的长期趋势。这项关于非正规住区拆除与城市降温关系的研究，说明城市更新正在被重新编码：从治理边缘空间，转向治理热风险；从单纯的土地整备，转向气候适应能力建设；从经验判断，转向因果识别。

对于正在经历高温、人口流动与空间重构的超大城市而言，这不是一篇关于拆除的论文，而是一则关于未来城市治理逻辑的信号。

信息源头 URL

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4432-026-00009-1